怀念老屋
老屋是1982年建成的，倾尽父亲的半生心血。
老屋初建时，只有三间，青砖灰瓦，乡下最常见的一种。里面是用了石灰和着绞碎的麦秸粉刷的。西边挨着一座垂垂老矣的土坯堆砌的屋，听父亲说，那是爷爷盖的，不过爷爷在1973年就过世了，父亲始终没舍得拆。那算得上是再大一辈的老屋了。
父亲年轻的时候干过泥瓦匠，到那个时候派上用场了。父亲三十二岁开始着手准备他筑屋的钱。父亲不停的奔波着，跟着工程队拎过泥兜子，然后又去卖他自己制作的冰糖葫芦，但这些收入连他筑屋的钱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一心一意做老实的庄稼汉。每天，晓出晚归，锄草，施肥，辛辛苦苦的侍弄这些一直被他看好的庄稼。等到五六月，遍地金黄时，他便不舍昼夜的和小叔一起去田里收割。烈日下，一片金黄匍匐下去后，一片整齐的麦茬便在他的身后不断延伸，两侧堆着一垛垛小小的麦垛依旧濯发出闪闪的金黄，如同搁在父亲心里的一块块闪闪发光的金子。然后他和小叔只能用载重能力菲薄的驾车，一车车的往打谷场上拉，一场场的用石磙碾，一遍遍翻完场后，再用老牛使劲地碾上几遍。这场没碾完，下场的麦子就割出来了，堆在场边，这还没结束，碾完的麦子要扬上几遍，晒干后才能运回家去。最怕的是天有不测风云，若是忽来了一场大雨，麦子固然就得泡汤了。所以父亲和小叔总是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干，只有拉石磙的老牛饮水的时候，歇息一会儿。
那几年，境况还好，没遇大旱大涝，所以父亲的血汗换来的钱除了给奶奶买药外，其余的都花在他的屋上了。
1982年，春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父亲开始动工了。一车车匀整的青砖倒在爷爷的土坯屋旁，迸发出金属般的声响。父亲满目在笑。他找了几个本家的兄弟帮忙，一边让我的大伯大娘准备一些酒菜。酒足饭饱后，父亲带他们来到前面的土地上。丈量好长度宽度，大家就开始挖地基了。父亲说他们只挖了两尺左右就开始埋砖了，（我猜想这大概是砖头不够的原因），九个汉子往手上啐了几口唾沫，使劲的搓了搓（那是农村人表示用力的最常见的形式），一人一把大铁锹，大刀阔斧的干起来。铁锹与老土摩擦着，发出沉重而委顿的声响。另两个本家，在前面伸开两双大脚板搅拌着泥土，老道而成熟。几个娃娃还在追逐嬉闹，全然不顾及这种大人眼中的大事。
方正的青砖一块块堆砌，锋利的瓦刀一刀刀抹泥，敲打，墙面整齐平滑似一块没毛棱的玻璃一般一节节攀高，攀过一株明黄色的丛花，攀过古老深沉的牛槽，攀过邻家的高低不平的篱笆。四堵方方正正的高墙完全是砖与水、与泥、与人的杰作。
后日，屋子上了大梁，搭上架椽的大圆粗木，铺扇几十捆新刈的蒲苇，最后贴上几十片灰色的新瓦，俨然自落成一户新居。
母亲来后，又在堂前添置一座低矮的厨房，这才是活在我和父亲眼中的家了。
一晃几十年，我已是风华正茂的少年了。
一座房子在经年的风吹雨打中渐渐地黯然失色，像一个水润的苹果，搁置很久后皱缩一般。青砖慢慢剥落一层层坚固的本质，变成无数细小的粉末浮在空中；墙角生出许多片青绿的藓苔，斑斑驳驳的显出岁月的沧桑；墙角那枝亭亭玉立的明黄色的花已然长得跟篱笆一般高了；藤蔓从伊始的根上罗络整个篱笆，竟又开始伸出稚嫩的触角往庭前那棵老槐上扩张了。纵使秋天的寒意偷袭了篱笆上的老藤。这也完全不是二十几年前的景色了。纵使岁月的无情偷袭了老屋里的父亲。
再后来，老鼠住进来了，夜里全然不顾我的怒视，依旧趴在墙上，偷食口袋里的粮食，待我抄起家伙，它早已躲进粮食堆里，只将我独置在凝重的夜里。一幅装裱精美的中堂画，也被该死的小东西撕破，剩下残缺不全的上半身和一堆纸的碎末。墙的四角裂开了口子，墙上粉刷的石灰粉一块块往下掉，只是我的奖状依然贴在破败的墙上。可父亲还是坦然的住下去。
我最怕的是下雨的时候。小时候是因为不能够出去玩，而那时候却不是。屋顶翻卷黄叶的蒲苇被老鼠咬破几个洞，东间的后墙掉落了很多砖头，岌岌可危。正堂挂着中堂画的地方亦是如此，但没东间那么糟糕，用着一块破木板塞堵着。而西墙那片没了爷爷破土坯房的遮护，可以看到邻家细长的电线。所以下雨的时候，我会全无玩耍逗乐的心情，跟着知天命的老父亲东找西寻般的搜罗几个盆来，去接那些“极具穿透力”的雨水。然后，一家人围在中堂，我和两个姐姐像孩子般地趴在桌子上描摹着上一年日历牌上的大幅的梅兰竹菊图。姐姐们都是画画的高手，临摹出的画惟妙惟肖，如真品一般，我只是门外汉，随手涂鸦，勉强撑足我满身艺术细菌的面子。母亲这时在西间蹬着缝纫机赶制几双过冬的棉鞋。父亲安详地坐在放倒的小板凳上，面前一大竹篮子的花生，他坐在那剥花生，一颗颗红色的花生米散落到干净的脸盆里，然后，又会是一颗覆之其上。父亲剥花生时，除了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之外，还会有一团细碎的粉尘张牙舞爪的散开来，像一段扭曲的舞，以至于父亲脸上蒙上一层细小淡薄的“黄纱”，父亲的面色更显得枯黄了。我不喜欢呆在这样将倾的草庐里，潮湿阴凉，破败不堪。可父亲却僵持着。
十四岁那年，我上初三，且近一个多月回一次家。有一次，傍晚时分，归心似箭的我在咀嚼一个月的痛苦之后如愿以偿的回家。我家厨房边竟挨着一座水泥砖砌成的屋子，四间，我惊奇地跑过去，高兴得跳起来，以为父亲盖了新屋。
我飞快地冲进老屋里，放下书包，跑到正在搅猪食的父亲面前，满心欢喜的问道:"爸，你盖新房子了吗？哪一间是我的？”
父亲笑了，皱起了一脸褶皱。“那不是新房子，是——猪圈！“
我满心的欢喜消失得无影无踪。窗前那株开明黄色小花的植物干枯萎蔫了，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触及到老屋的房檐。
等到高一，两个姐姐相继辍学出门打工，新屋开始建设，工程队建的。然而我却在第一次期中考试中落榜，偷憩在学校里，没有回家。母亲这时跟表哥一起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贵州老家，家里只剩老父孓然一人独自啃食干硬的大馍，独自啃食无边袭来的重负与寂寞。
后来，母亲向我诉说那两个月的故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父亲没多少文化，只有一身蛮力，但他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了，自然的，力气大不如从前。我们家的门是订做的，但由于做门的工人测量的不精准，门做小了一大截。屋内的奠基土太少，院子的有太多，父亲想了一个办法——用院子里的土填实屋内。
父亲，像当初建老屋一样的亢奋，自己单枪匹马的用架车往屋内拉土，一锹一寸土，一辙一深痕。父亲光着膀子，露出黑黝黝的脊背，一锹 一锹地刨着坚硬的土，又一锹一锹奋力甩到车上，不曾拂拭眉须间的飞尘，不曾洗却两颊流出的汗水。车的重力压出一道道辙痕，也在父亲的背上压出一道道伤痕。父亲像秋风欺凌下的抵死苦守的一截黯然的老树根。还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两个月拉的土，填去了室内的虚空，两个月所拉的土也垒成无数的坟墓将父亲的健康一寸一寸的埋葬，父亲累倒了，天塌一般。
毫无所知的我在那个临近期末考试的夜晚，拨通家里的电话，似乎想从家人那里获得面对考试的勇气。可是传来的只有”嘀嘀-----嘀嘀-----“的断线声。我不甘休，又拨了小叔家的电话。婶婶接的电话。婶婶说我父亲住院了，我怔住了，感到天塌一般。
我假装镇定得和婶婶说了几句，挂了电话。
夜里，梦魇一次次袭来，曾经温热的画面涌上心头。
考试结束，我搭上客车赶往医院，沿途的风景带着夏日尖锐的燥热是我的颠仆的心脏不安。
到了医院，父亲见到我，欣慰的躺在床上，发出浑浊夹杂咳嗽的笑声。我对父亲说，是我的错，不该建新屋的，让你累成这样。父亲洋溢着笑，”该，怎么不该？以前是你们三个上学，我实在拿不出钱盖房子，现在只有你一个念书的了盖建新屋了，傻孩子。“
父亲住院的那段日子，我始终挂着笑容，不让父亲看出一点点破绽，也没有再提起老屋的事，以前我埋怨父亲不建新屋，现在新屋建成了，我却极不乐意，极不乐意。
父亲患的是脑血栓，已是半身不遂，所幸，经过长时间服药和休养，父亲现在可以拄着拐杖走路。前五一放假，我回至家中，看到粉刷一新的墙壁，又不由得想起老屋。墙上有一块没粉刷的地方，上面留着一行字”建于2009年3月“。我倏地想起老屋也有一个地方写着”建于19982年2月“。我问父亲是不是的，父亲没有说话，从床底掏出一块石膏板,是从老屋上揭下来的，上面俨然地写着一行字”建于1982年2月“。
———— 2009年5月写于孙疃中学